各位领导、来宾，现在我们到了第一部分的第二单元，此展区主要展示的是蔡楚生的电影人生。

蔡楚生是中国进步电影的先驱，和郑正秋相差 18 岁，有着深厚的师生情谊，同为汕头人，他们身上都有着自强不息、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在旧中国最卖座的4部电影中有三部都出自蔡楚生之手。

各位领导、来宾请往这边看，这是一面蔡楚生电影人生之镜的艺术装置墙，整面墙造型是一个摄影相机的镜头，相机上端胶卷里呈现的是蔡楚生主要作品集，蔡楚生从影42年创作影片近20部，是中国银幕镜头里永远受人仰慕的人物。

蔡楚生1906年生于上海，这是他的父母，1912年他祖父举家迁回汕头市潮阳县神仙里新乡村，时年蔡楚生6岁。这几幅图展示的就是蔡楚生家乡故里的情况。

蔡楚生8岁起读私塾，12岁由于家境贫寒而辍学，随父亲蔡良到汕头，先后在郭利安小钱庄和纶章杂货店打杂、当学徒，15岁又奉父命前往上海打工，17岁再次回到汕头市万安街纶章杂货店当徒工，杂货店后来搬到了安平路46号，即我们这个展览馆这里。在此期间，工作之余的蔡楚生利用货箱中衬垫的港、沪旧报纸当“课本”学文化，同时买了两本《辞源》作为学习文化知识的基础资料，据他儿子蔡明介绍，这两本《辞源》他携带了一生，无论多么困难，什么东西都可以丢，唯这两本书不能丢，因为两本书是他不可或缺的“老师”。

这几幅图展示的就是蔡楚生求学和在汕头当徒工的情况。

1925年，在“五卅”运动影响下，19岁的蔡楚生组织了一个“进业白话剧社”，这是蔡楚生第一次接触戏剧艺术，从此叩开了他进入演艺事业的大门。这张小公园图片，就是他当时经常进行爱国话剧表演的地方。

各位领导、来宾请看这张图片，从这张图片里我们能看到蔡楚生正式从影，踏上电影之路这一年的风貌，那年他20岁，其成立的“汕头进业电影制片公司”也是汕头最早的电影公司之一。

这一年，上海华剧影片公司的导演陈天带领创作人员到汕头，拍摄《白芙蓉》等三部影片，蔡楚生和进业剧社的同仁们协助他们工作。陈天也是潮阳人，两人从此建立了真挚的友谊，并帮助蔡楚生编写的滑稽短剧《呆运》，拍成电影，在汕头公映，从此蔡楚生的名字传遍汕头街巷，他的电影人生在这里扬帆起航。

为了完成自己的电影梦，蔡楚生在21岁时孤身来到上海，经陈天介绍在几家电影公司工作。据他的回忆性文章里写到“老板破例任用我做一个相当于打杂职位的职员。薪水是12块大洋，兼差到宣传、写字幕、演员、剧务、美术等四五项工作。这时我的难于应付，也就可想而知了。”，可见，初到上海的蔡楚生生活十分窘迫，但凭着一腔热血、锲而不舍的追求精神和顽强毅力，蔡楚生在上海的电影市场终于扎下了根。这幅图中的蔡楚生正经历人生艰难的起步时期。

1929年冬天的一个夜晚，蔡楚生敲响了郑正秋的大门，两个伟大的灵魂就此相遇。

同年，蔡楚生在郑正秋介绍下进入明星影片公司，任郑正秋的助理导演和副导演，协助拍摄了《红泪影》等6部影片。

1931年，蔡楚生加入联华影业公司开始独立编导电影生涯。翌年拍摄了《南国之春》《粉红色的梦》以及反应“一·二八”抗日的故事影片《共赴国难》，1933年所拍摄的《都会的早晨》标志着他创作思想上的真正成熟。影片在当时即被认为“联华的锐利优秀的作品”，他用对比的手法写贫富生活的悬殊，而主题是批判上层社会的淫糜，同时讴歌下层社会的大群趋向光明。这一通过一家的家庭悲剧来展示一个时代的广阔社会现实的现实主义创作思想，成为他以后所有影片的创作内核。

各位领导、来宾，大家看这幅《渔光曲》的工作照，中立并手持镜头者就是蔡楚生。《渔光曲》于1934年在上海金城大戏院首映，影片原来打算拍成有声片，联华公司因资金短缺，无力购买录音设备，只好在片尾“配音歌唱”，尽管这样，该片还是创造了84天爆满的观影奇迹，他第一次创下中国影史上罕见的票房纪录。

1935年，《渔光曲》赴莫斯科参加国际电影展览，荣获“荣誉奖”，在这张报纸中有报道称：此次参加展览者二十一国，到会代表八十余人，所携影片近百，得以映演者仅二十余。我国影片得此荣誉，不可谓非意外。这张照展示的就是中国电影首座国际荣誉奖的奖状。

影片的主题曲更是成为银幕金曲，代言着一代人的旋律记忆，甚至形成了后来的影片要配上音乐才能够卖座的一个潮流。大家可以通过这个互动多媒体屏体会《渔光曲》的歌曲魅力。

这个半场景还原的是《新女性》影片中上海街巷的场景，屏幕里播放的是《新女性》片断。《新女性》在1935年旧历新年于上海金城剧院首映，按现在的说法应是贺岁片，时逢年节，又加上名导演蔡楚生、名影星阮玲玉的宣传，使该片还未上映就颇受瞩目，首映后果然获反响良好。影片塑造了先进女工李阿英的形象，否定韦明的软弱性，正面指出妇女解放斗争的正确道路。由于影片抨击恶势力过于尖锐，曾制造了轰动一时的“《新女性》事件”。

这是蔡楚生在阮玲玉逝世22周年之际写的悼念文章。

1936年8月，蔡楚生完成了中国第一部以流浪儿童为题材的影片——《迷途的羔羊》，这是中国第一部儿童电影的优秀经典。以前的中国电影中也曾出现过儿童，但不似这部影片纯粹为儿童而写，在中国影史上首次以儿童视角来观察世界。

这幅《迷途的羔羊》工作照，后排中间的就是蔡楚生。

时间来到了1937年，这一年是国人难以忘却的一年，“七七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日战争的序幕，在“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制造了“八一三”事变进一步夺取上海，当时盛传日军有一张抗日分子的名单，要进行抓捕，由于蔡楚生一直积极鼓吹抗战，迫于形势压力，他于1937年11月27日登上了驶往香港的法国轮船。在航行中，蔡楚生在日记中写道：“当国难这样严重的时候，望着这十几年寄迹于是的上海，一点点在向后远去，真有说来出的痛苦！”

抵港后，蔡楚生团结一部分粤语电影工作者，积极筹划拍摄抗战影片，于1938年，连续编写了《血溅宝山城》和《游击进行曲》两部粤语影片的剧本。周恩来看完《血溅宝山城》后说，在香港能把《血溅宝山城》拍出来，而且是写抗战的第一部故事片，是很好的。

1941年《前程万里》在重庆、成都、昆明、香港四地同时公映，郭沫若、田汉等观后，寄语蔡楚生：《前程万里》的成就已“超于‘中国’‘中电’两厂出品之上”

这份文章是蔡楚生发表的《战后的中国电影动态及目前的改进运动》，它具有强烈的战斗性，对于促进这一时期香港电影工作者的思想转变，以及使香港电影事业纳入抗战的正确轨道，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

1941年11月24日，蔡楚生与陈曼云女士在香港结婚，这张图就是刊登在香港《大公报》上他们的结婚照。

1944年底，蔡楚生经几千里的艰辛跋涉之后到达重庆。在重庆，他认识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并接受邀请观看了秧歌剧《兄妹开荒》。这份千里跋涉到中国抗战大后方的经历，成为他的另一部电影《一江春水向流》的重要素材。

1946年初，蔡楚生和阳翰笙、史东山一起，接受周恩来同志的指示，回上海以战前联华影业公司同人的名义，组织了“联华影艺社”，而“联华影艺社”投拍的第二部电影便是名垂影史的《一江春水向流》。

（重点讲解）各位领导、来宾请看这处场景，此场景还原的是蔡楚生拍摄《一江春水向东流》的经典片段。影片是在恶劣的政治环境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下拍摄的，于1946年9月开拍，1947年9月完成，拍摄过程长达一年，远超一般电影的拍摄周期。该片正式演员有45人，群众演员超过4000人。片中诸如战场、轰炸、难民、胜利等画面都是真实的。

《一江春水向东流》的出品，如迅雷划破了笼罩影坛的阴霾，打破了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对中国电影事业进行垄断并扼杀进步电影的企图，以革命现实主义的态度呼应着时代主题。

影片故事的时间跨度是从抗战前夕到抗战胜利后，描写的空间遍及沦陷区、国统区和游击区三地，分上下两集（上集《八年离乱》，下集《天亮之后》），于1947年10月在上海首映，连映三个多月，观影观众达七十多万人次，创下了旧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高的票房纪录。据说当时有家影院因上映该片，途经该处的公交车辆因观众络绎不绝，生意也跟着红火起来，以至于车抵影院附近的站，售票员不报站名，干脆叫喊：“一江春水到啦”，可见影片的影响之大！

当时进步舆论高度赞扬《一江春水向东流》所取得的成就，夏衍等七位电影人联名发表《滚滚江流起怒涛》一文，盛赞此片为“中国电影发展途程上的一支指路标”。

影片后来发行到境外，在香港平安戏院放映时，每当公交车到站，也是叫喊“一江春水到啦！”，在南洋上映时，报上刊登广告说：“观看该片，请随带手帕一打。”即使远在美国旧金山上映，美国报刊亦称赞此片“是一部最受欢迎、最赚人眼泪的影片，是中国电影史上最震撼人心的作品”。

1995年，广电部等单位颁发“中国电影世纪奖”时，《一江春水向东流》被授予“优秀影片奖”。

1949年5月，蔡楚生一家抵达北京，先后出席了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和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他在日记中写道：得人民政协筹委会通知，政协之开幕式将于今晚七时在怀仁堂举行。此划时代之政治会议终于召开了。苦难之中国从此即将步上新的前程，因之大家的心情都为之兴奋得不得了！

这三幅图和展柜里的证件等实物，展示的就是蔡楚生当时出席这两次大会及以后几次大会的情况。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蔡楚生先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文化部电影局艺术委员会主任和电影局副局长等职，并于195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些图片展示的是他为新中国电影事业尽心竭力付出的行政工作缩影。

蔡楚生非常热爱家乡的潮剧，多次会见家乡潮剧团演员。

行政工作不是蔡楚生的专长，电影创作才是他兴趣所在。经过再三争取，他终于请得了“创作假”，带上二十多年前在香港创作的《南海风云》手稿，南下广东新建的珠江电影制片厂，并重新深入广东潮汕渔区搜集材料，进行再创作，并将影片定名《南海潮》，电影只完成了上集，于1963年上映，是他人生中的最后创作的一部影片。从这张《新京报》报道照片可以得知，当年《南海潮》获得大众电影百花奖第一名。

1968年7月15日，62岁的蔡楚生逝世。这两张照片展示的是在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举行的蔡楚生追悼会。

这面墙的照片展示的是蔡楚生与家人之间的亲情生活。

蔡楚生在书法造诣上也颇高，这边展示的是他的一些墨宝珍迹。展柜里展示了他部分题词的个人照片实物。

这面墙展示了社会各界名流对蔡楚生的评价。这本书是世界电影史权威乔·治萨杜尔所著的《世界电影史》，在他所列举的世界“最重要或最知名”的200个电影艺术家中，蔡楚生是唯一一个中国电影艺术家。

各位领导、来宾请跟随我下楼梯，继续参观。

这是蔡楚生于1960年所作的自画像。

这是一个多媒体互动展项——跟着光影重走蔡楚生人生路，参观者转动这个放映机，投影的光影就会将蔡楚生一生重要节点慢慢铺展开来。